二00六年第一期《江苏陶艺》刊载郭若愚先生的《“漱石壶”质疑》一文（下称“郭文”），针对我在二00五年第二期发表的《铭文赏析“寒夜最宜当酒”》一文中提到的“漱石壶”提出了质疑，认为“此壶非陈鸿寿（曼生）之作”笔者愿就郭文所诉的有关疑点进行探讨。
一， 郭文疑称：“‘漱石壶’无杨彭年之‘彭年’之印及陈曼生之‘阿曼陀室’或‘桑连理馆’印”，“无此两印，说明其非陈鸿寿和杨彭年所制之‘曼生壶’”。诚然，所见传世“曼生壶”壶底多有“阿曼陀室”和壶把底部有“彭年”印，这的确是鉴别是否“曼生壶”的一个标志。我同意陈诵睢先生给“曼生壶”下的一个定义：所谓“曼生壶”必须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条：

曼生壶十八式

（一） 陈鸿寿创作铭文并亲自镌刻在壶上。
（二） 陈鸿寿创作铭文，由陈曼生的宾朋江听香、高爽泉、郭频迦、查梅史等将其书刻在壶上并注明此铭文作者是曼生。
（三） 铭文是陈鸿寿的宾朋所作，陈曼生将其书刻在壶上。（见《江苏陶艺·增刊》2005年12月）
这样的设定是有道理的。因为陈鸿寿不光是与杨彭年合作，他也曾请杨宝年、杨凤年、邵二泉等为其制壶，不论制坯者是谁，只要符合以上的条件之一者，均可称其为“曼生壶”。这与郭文引述吴振棫《杭郡诗续辑》：“（陈鸿寿）令溧阳时，仿龚、时两家法制壶，撰写为铭句，书而镌之，时有曼壶之称”的说法是相符合的。由此可见，单凭“无此两印”恐怕还不能判定有曼生制铭的“漱石壶”就不是“曼生壶”。二， 郭文疑称“此壶名‘漱石壶’，壶形并非‘石’之形，而壶铭亦未见‘漱石’字样，不知其为何名为‘漱石壶’？”“切定茗壶并贴切壶形作铭者，实始于曼生，可知有‘寒夜当酒’之‘漱石壶’其制作者非曼生是很明显的。”不错，“曼生制铭多能切壶切铭兼切壶形。尤为独到。”（《阳羡砂壶图考·风坡》。然而，并非所有曼生壶铭都能做到切壶切铭兼切壶形。就以郭文所引“石可袖，亦可漱，云生满瓢燕者寿”壶铭为例，此壶铭以“石”喻壶，切壶切铭，但不切壶形。尽管“壶而绘顽石一块”，然而，壶形并非“石”形，所以并不兼切壶形。给此壶取名为“漱石壶”绝非依形取名，而是取典故“漱石枕流”的引申之意。
综观历代紫砂壶艺人为壶取名，主要是以形取名，也有对象形壶名以引申法取名，还有以抒情法、用典法取名。壶底铭为“寒夜最宜当酒”的“漱石壶”，铭文中既无“漱石”字样，壶形并非‘石’形，何以取“漱石壶”之名呢？铭文“寒夜最宜当酒”，铭文作者略去“茶”字，显得十分含蓄，给人以想象：是什么最宜当酒呢？自然是“以茶代当酒”，那么茶（水）又在何处呢！当然在茗壶之中，因此，就引申出含（茶）水洗漱壶之意。而紫砂壶材质为紫砂泥经高温烧结后，其坚硬如石，所以紫砂壶中有“石铫”、“师瓢”之称谓。既然，砂壶质如石，含（岔）水洗壶自然可称之为“漱石”了。此壶铭虽未能贴切壶形，但不能就以此否定此壶是曼生之作吧。
三， 郭文疑称“漱石壶”壶铭只一句为“寒夜最宜当酒。”曼生壶铭至少有两句，可见决非曼生之作。笔者认为，说“漱石壶”壶铭只一句不假，但说“曼生壶铭至少有两句”就不符事实了。这里不妨再引述两例“只一句”的曼生壶铭：
“一壶不如一柱。曼生”这是曼生“柱础壶”的壶身铭。（见徐秀棠《中国紫砂》第157页）
“竹里半炉火活。曼生”。这里曼生“合盘壶”的壶身铭（见韩其楼、夏俊伟《中国紫砂茗壶珍赏》第95页）。
可见，说“曼生壶铭至少有两句”，如若“只一句”就“决非曼生之作。”这个结论是否太武断了吧！
郭文又疑称：“曼生壶铭后多见‘曼生铭’句。此壶只‘曼生’两字，而且陈曼生之铭都书刻在壶面上……此壶完全不是‘曼生壶的风格’。”其实，在曼生壶铭后不仅多见“曼生铭”句，而且在曼生壶铭后只书刻“曼生”两字的也不少见。如：上面引述的。
“柱础壶”和“合盘壶”壶铭。又如“方壶”壶铭：“外方内清明，吾与尔皆亨。曼生”（见徐秀棠、山谷《宜兴紫砂珍品》第40页）。“百衲壶”壶铭：“勿轻短褐，其中有物，倾之活活。曼生”（见徐秀棠《中国紫砂》第158页）。
“瓦镜壶”壶铭：“日之光，泉之香，仙之人，乐未央。曼生。”（见《中国紫砂茗壶珍赏》第100页）。
“半球壶”壶铭：“梅雪枝头活火煎，山中人兮仙乎仙。曼生。”（见《中国紫砂茗壶珍赏》第103页）。
“方壶”壶铭：“平壶留小啜，余味待回甘。曼生。”（见《中国紫砂》第6页）。
还可以列举出一些。如果按照郭文的断言，上述这些“曼生壶”都不具备曼生壶的风格了，如此结论未免言过其实了。
至于说到陈曼生之铭都书刻在壶面上，而“漱石壶”则是壶底铭，的确，“壶底铭”在已知的“曼生壶”中实属罕见。不过能否就以此断言此壶“决非曼生之作”，看来还须慎重。
四， 郭文疑称：“‘漱石壶’之‘曼生’不是陈鸿寿（曼生），可能另有其人。”并断言：“此壶之作定在陈曼生之后世。此壶署年款‘乙亥夏日’这个‘乙亥’是光绪之年（1875年），不是嘉庆二十年（1815年）。”郭文的怀疑，一下子将此壶的制作的时间往后推迟了六十年。那么，郭文的怀疑有何依据呢？原来郭文引述《阳羡砂壶图考·陈鸿寿》李景康按语中的推测：“（曼生）制壶，当在嘉庆二十一年左右，若道光朝制器，便非曼壶矣。”根据这一推测，显然制作于嘉庆二十一年前的“漱石壶”就不是曼生之作了。但是，我们知道，在曼生壶的传器中确有嘉庆二十一年之前的曼生之作。据《阳羡砂壶图考·陈鸿寿·传器》载：邓秋枚《砂壶全形拓本》刊曼生提梁壶一具，铭识有七行，皆隶书，曰：“左供水，右供酒，学仙佛，付两手。壬申之秋，阿曼陀室铭。”提梁壶底有阿曼陀室印，印上有眉字隶书，尤为别致。把下有彭年小章。查“壬申”为嘉庆十七年，若按郭文的观点，此曼生提梁壶的署年款“壬申之秋”岂不是也要往后推迟六十年，这个“壬申”是光绪之年，而不是嘉庆十七年。“提梁壶”之“阿曼陀室”不是陈鸿寿的“阿曼陀室”，可能另有其人，冒署“阿曼陀室”以充曼生之作。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。
由此可见，郭文以《阳羡砂壶图考》作者李景康的推测：“（曼生）制壶，当在嘉庆二十一年左右”作为判定紫砂茗壶是否曼生之作的时间标尺，看来是靠不住的。
郭若愚先生是国内知名文博学者，对紫砂文化的研究造诣颇深。“漱石壶”是否是曼生之作还有待进一步探讨，并望能得到郭先生的赐教。如果有新的资料能准确判定此壶的真伪，将是令人高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