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桃子”，俗称“寿桃”“仙桃”。西王母种的蟠桃“三千年一生实”，食之可长生；桃花象征喜庆；桃木可祛灾。 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中的美好愿望。紫砂陶艺以桃为题材制器，有桃扁壶、桃桩壶、桃形壁饰等。而尤无以“圣思桃形杯”最为著名。
圣思桃杯是一件构思奇巧、制技精妙的紫砂艺术极品，是紫砂传器中的经典之作，也是迄今为止所见紫砂传世作品最早的花器。
桃杯高7厘米，口径10.5厘米，杯铭“阆苑花前是醉乡，拈翻王母九霞觞”。署“圣思”铃“圣思氏”篆书阳文方印。杯托后配。原为宜兴储南强先生的宝藏，一九五二年捐献国家，现藏南京博物院。
这件作品以连着枝叶，小桃面切开的半桃作杯，寓意吉祥喜庆。在设计制作上，作者把桃做得丰硕肥大，先声夺人，赏心悦目；将与桃相连的枝干塑得粗老盘曲而中空，使人能感受到“三千年一生实”的美好憧憬；老干新枝舒展自如；大叶小叶参差扶疏，或紧或松有风发飘拂的感觉；枝端小桃，新嫩欲滴，增添了生气，反衬老干的苍劲；利用枝干，叶端和小桃，鼎足而立极具天趣。整件作品毫无做作的痕迹。其巧妙的构思，精湛的技艺，堪称砂艺花器的代表作。
后代艺人也多有仿制，但总显得拘谨，不及原作自然、流畅、舒展、洒脱。
桃杯虽好，但作者是谁？是什么年代的作品？圣思又是何许人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陶艺界。
圣思姓什么？归纳起来即分为从项说与不从项说。一种认为圣思可能是项京或项不损，但无任何依据。而有依据的只出于后配的杯托题记。全文抄录如下：“圣思，相传为修道人，姓项能制桃杯，大于常器。花叶干实无一不妙，见者不能释手。二十年前，简翁得此于燕市，归而宝之。背底叶小损，微跛。名手裴石民，时方以‘第二陈鸣远’名于世，善为前人修器。昨年用宾虹老人之意，为供春壶重配盖，今岁复以鄙请，为此杯作一外托，中虚而涵之，趾乃定。遂为之记略，兼扬其艺绝，以光于陶史为二美。”
下面引用几位有影响的专家的观点及评论。宋伯胤先生在《国宝大观》一书中提出：“圣思何许人也？是题写诗句的文人，还是制作陶杯的艺匠，答案就在宜兴裴石民为这件桃杯配制的底盘题记中。题记出于何人手笔，尚待查考。只知它是作于1924年。”事亦凑巧，1995年8月宗先生、谢瑞华女士、黎淑仪女士为陈鸣远作品事到宜兴。我向宗先生提供线索，称题记是我族曾祖著名书法，金石篆刻家潘稚亮书刻。宗先生以此为锲人，收集资料、多方考证，认为杯托题记确是潘稚亮铭刻。并著文《此桃枝叶茂、鲜肤—何润—记项圣思紫砂桃杯》和《笑把金刀镌紫泥—记紫砂铭刻家潘稚亮》。但在文尾宗先生仍然写道：“项圣思，何许人也？茗壶文献中未见记载，据其制陶技艺考察，或为明末清初陶人。但潘稚亮在底盘题记中说“圣思姓项能制桃不”又不知根据所在，是有著可稽，还是口碑想传，必须进一步考订。
徐秀棠大师在《中国紫砂》一书中写道：“顾大师在《宜兴紫砂壶概要》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‘明代天启、崇祯以至清代初期，砂艺名手有项圣思、惠孟臣’……”。徐大师又写道：“可见专家们所说的不一致（指断代）但却一致认为圣思姓项。而且徐大师认为，圣思桃杯比苏州博物馆清·桃杯要精，按常理应为后仿。
据我所知，顾景舟先生在《宜兴紫砂壶概要》一文，确是认为圣思姓项。并盛赞其制作技巧之精细，形象之完美，结构之纤密，在古今陶瓷工艺技巧中，视为观止，可也曾多次听顾老讲过，说圣思姓项没有依据。在《宜兴紫砂珍赏》一书中，也只是说圣思桃形杯，断代为清·乾隆。韩其楼先生在《紫砂壶全书》中说：“项圣思，明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宜兴人，以书法篆刻见长，善仿欧正春、沈君用之陶器。虽不见史载，所遗精品‘桃杯’，技艺精湛，细腻逼真，为明末清初时之巧匠。”认为圣思姓项，且铭刻制作为一人。
吴山教授在主编的《宜兴紫砂辞典》中，对圣思是否姓项，既倾向认同，又存有疑问。但在断代上沿用了顾景舟先生的清·乾隆。
归纳起来，圣思姓氏可分为从项说与不从项说。桃杯成器年代可分为：一、明末清初。二、清·乾隆。三、后仿。专家观点虽不同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：“不见史载”。
去年岁末，翻阅资料，几行文字映入眼帘，但又深感疑惑，因为这几张资料是同道中人复印于我，况且此前已经过多人之手，何以让我发现。但“圣思”二字，跃然纸上，引起我探究的兴趣。为此向上海郭若愚先生和台湾史学家徐鳌润先生请教，承蒙关爱，不吝赐教，使我获益匪浅。并结合查阅工具书，才敢写此文。
此资料是《重刊宜兴县旧志·艺术》（清嘉庆二年1797年刊本复印）。此条目全文如下：：国朝蒋允睿，字圣思，参议如奇子，书法能继其父，一时有二王之目。陈维崧感旧诗有咏蒋公子瞻武云：吾邑临池谁绝妙，蒋公鲜作擘窠书，郎君大有家鸡好，屋漏钗痕也不如。（参陈检讨集）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圣思确有其人，姓蒋名允睿。是明末浙江参政蒋如奇（？—1643崇桢16年）的儿子，父子两人都是书法家，当时被比拟为王羲之、王献之。陈维崧（1625明熹宗5年—1682清康熙21年）字其年，号迦陵。是阳羡词派领袖，清代骈文开山。著有《湖海楼集》、《陈检讨四六》、《两晋南北集珍》是宜兴历史上的名人。在他的怀念旧情的诗中，盛赞圣思及其父的书法能与怀素媲美。
根据以上资料作如下推论：
一、虽不知圣思生卒年月，但可以推算出圣思是明万历—清康熙年间人，约略此陈维崧年长，且两人交谊甚好。二、条目及陈诗中都未提到圣思涉及陶艺。三、父子二人都是有名的书法家。四、圣思只是在桃杯上题刻，而并非制作，但不排除参与设计。按照制陶专业眼光分析，业余作者的制技不可能如此完美，而桃杯之所以以圣思冠名，是因为除圣思署名外再无其它款识，犹如曼生壶一样，因曼生设计、题铭而得名。而圣思作为文人参与，题写切形、切情的文字则比陈曼生早了100多上。五、制作者另有其人，暂时只能定为无名氏。
为什么具有如此技艺的巧匠，在史籍上却无记载呢？还是推论。我想桃杯的制作者，可能不是宜兴当地人士，而是外来艺匠，或者就是来自江西景德镇到宜兴谋生的艺人。据史籍记载：明王朝在嘉靖万历即进入动荡的年代。而江西景德镇烧造的御瓷，却年年加码。人民负担过重，民不聊生。在嘉靖至隆庆三朝，瓷都景德镇更遭受一连串的天灾。嘉靖19年，浮梁发大水，民房漂没，人畜溺死数千，窑厂多被冲毁，饥民到处求食，互相格杀。万历27年，工民不堪重负，激起民变。万历30年，烧毁御瓷厂。至天启、崇桢年间，御器厂已陷于停顿。明王朝已趋于日暮途穷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，许多景德镇的陶瓷艺匠辗转他乡，另谋生路，当在情理之中。
在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》中，外乡人仅记载“陈仲美、婺源人，初造瓷于景德镇，以业者之多，不足成其名。”弃之而来。好配壶土，意造诸玩。如香盒、花杯、狡猊炉、辟邪镇纸，重锼叠刻，细极鬼工；壶象花果，缀以草虫；或龙戏海涛，伸瓜出目。至塑大士像，庄严慈悯，神采欲生、璎珞花环，不可思议。智兼龙眠、道子。心思殚竭，以夭天年。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到，周高起对陈仲美的评价极高。好一个智兼龙眠、道子，说明陈仲美丹表绝佳，可此李公麟、吴道子。他的作品被称为神品。
我认为依这段文字看，陈仲美是具有设计制作桃杯的才艺的，但是绝无指桃杯就是陈仲美制作的意思。而是联想到陈仲美这样的才俊，当是在景德镇都不足以成名，尚且需要背井离乡到别处谋生，可以想象，在这个时期由景德镇到宜兴谋生的人，包括极具才艺的能工巧匠，绝非个别。正是有了他们的加入，对推动宜兴紫砂的发展和提升，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而桃杯制作者，很可能是他们之中的一个。可惜受排外陋习作崇，留名者只有陈仲美。
结论：“圣思桃形杯”题刻者：圣思—蒋允睿（约明万历—清康熙）别字瞻武、书法家，桃杯制作者—无名高手。
另有一疑，有待探究。据《宜兴人物志》储云先生撰稿蒋如奇篇中说：“如奇除了将毕生精力寄托于书法艺术外，还精心整理古代法帖，择其优者，摹刻上石，共有百余块，刻工精良。他在（净云枝）法帖摹刻接近尾声而尚未竣工时，因友人相荐，如奇在休闲十年后，又出任湖西道转浙江参政。于崇桢十六年（1643）督粮进京途中逝世。朝廷追赠光禄寺卿。如奇亡故后一年，其子胤敬继父遗愿，于清顺治元年（1644）完成《净云枝》法帖石刻，镶嵌于西圩蒋氏宗祠壁上。”文中提到的胤敬，是否是圣思另外的字、号？按陈维崧诗意圣思能继父遗愿。或者胤敬是圣思的兄弟，也是一位书法家。还是有待继续探究的。